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团歌

　　“我们是西北的小英豪”

　　1937年秋，一个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抗战团体——“新安旅行团”，经包头来到银川，沿途在石嘴山、平罗、黄渠桥、银川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在新安旅行团的影响启发下，同年12月，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教员侯亦人（杨文海），教员薛嵩山（薛云亭）、涂春林等进步教师，在高年级学生中发展团员，组织成立了“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”。以“爱护中华，赶走强盗”为宗旨，口号是“火线就是操场，战地就是课堂，唤起民众一致抗日”，并制定了团章、团员守则，起草了《宣言》和《告西北同胞书》。

　　为了扩大影响，1937年12月，由侯亦人带领团员们，以“为宁夏政府和百姓争光”为理由，多次到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公馆请愿，要求马鸿逵批准成立“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”，到前线去服务。这一行动不仅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，也引起了宁夏工委的关注。李仰南到宁夏省立实验小学任庶务主任后，与侯亦人、薛嵩山取得了联系。他们共同商量，在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得到正式批准后，以赴战地服务为名，先将团员带到延安受训，然后再到前线服务，为党在宁夏开展工作培养一批骨干力量。为实现这一计划，李仰南组织教育界人士张芳山（孙芳山）、高立天、阎廷栋等人参加的“读书会”，积极支持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的请愿活动。经过一个月的斗争，马鸿逵才不得不下令省政府批准成立“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”，但不准出省，只许在宁夏境内活动。1938年1月，“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”（以下简称少战团）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正式成立。

　　少战团成立后，积极发展组织，开展各项工作。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加入了少战团，还在四、五年级发展了部分学生加入少战团，团员人数迅速增加到了200多人。团员们由学校走上街头，深入到农村，唤起民众，抗日救国。他们创办了街头壁报，每日1期，张贴在显眼位置。壁报主要内容是介绍抗战形势，宣传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和民族英雄的英勇事迹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。少战团的宣传队经常在街头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日歌曲。1938年3月下旬，少战团宣传队从银川步行出发，先后到贺兰、平罗等地进行宣传，然后，又步行向南，于4月上旬深入到当时宁朔县的王洪堡、叶盛堡、李俊堡、大坝、小坝进行宣传，然后从小坝折回仁存渡口渡过黄河到达灵武的崇兴寨、吴忠堡镇，又从金积出发，经青铜峡，到达中宁的鸣沙、恩和，中卫的镇罗等地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最后，顺黄河而下，返回银川。每到一地，团员都调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抗日的态度，群众的疾苦，并为当地培训宣传骨干。

　　在少战团的影响和推动下，宁夏山川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。宁夏中学、中宁恩和小学分别成立了抗日宣传队。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时候，中卫中学数百名师生手持红绿小旗，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呼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汉奸卖国贼！”“收复失地，抗战到底！”“向抗日前线战士致敬！”等口号，在县城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。各地的抗日救亡组织都与少战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，形成了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。

　　1938年10月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州、武汉后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进一步妥协，反共嘴脸日益明显。同时，由于当时宁夏工委的负责人李仰南回边区汇报工作尚未回来，10月间，杨文海、薛云亭带领少战团员返回省城，正准备开展工作之际，敌人搜捕杨文海的行动开始。杨文海、薛云亭被迫离开，骨干力量分散，加上特务的监视破坏，少战团解体，停止了活动。

　　少战团虽然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但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，为宁夏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，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。当时送往延安的一批少战团员，如宋谦、李志纯、饶钰馗、焦汉文等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都成长为党的中高级干部。李有祯于1943年又被派回宁夏，潜伏在省城警察局做情报工作，1947年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。许多留在宁夏的少战团员，因接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，一直坚持进步立场，对革命事业保持同情态度，宁夏解放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。

　　第二完小抗战情

　　黄渠桥是宁北重镇。当时，宁夏境内没有铁路，包兰公路横穿黄渠桥，从黄河上运来的货物也经红崖子下船在黄渠桥集散。这儿的文化比较发达，宁夏许多县城当时只有一所小学，黄渠桥当时还不是县城，却已有两所小学。1940年初，又成立了宁北的唯一一所中学——惠农中学。1941年“国立绥宁师范”也在这里建立。这里又是回、汉群众杂居的地方。在黄渠桥附近，有许多进步青年在北京、山西、西安等地求学，受进步思想影响比较深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王振刚（后改名王茜）和在河北工学院上学的贺文韶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，怀着对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向往，怀着抗日理想，想找关系到抗大去学习。因此，回到家乡，等待时机，奔赴延安。

　　他们回到黄渠桥后，黄渠桥第二完小校长雍生善（后改名为雍民飞）请他们到完小任教。他们到学校任教后，向教员宣讲了日寇的侵略野心和残暴行径，介绍了外地的抗日形势，提出必须唤醒民众，进行全民族抗战，才能驱逐日寇，光复河山。

　　1937年秋天，新安旅行团一行30多人，在团长刘女秀（中共党员）的带领下来到了黄渠桥第二完小。他们和完小的教师学生进行座谈，教唱革命歌曲，在街头演讲。并用自带一台小型发电机，放映电影和幻灯片，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，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，激发了师生们的抗日热情。1938年2月，党组织派地下党员杨一木（杨寿亭）来到了黄渠桥第二完小，以教员身份做掩护，从事革命活动。杨一木到校后，以他渊博的知识、认真的教学态度、谦恭的品质，博得了师生的好评，获得了校长的支持。他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，如教员王振刚、李振声（李东甫），学生王振平、王廷等人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　　他们以教员做指导，在学生中组织了“后方抗战服务团”，经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军事训练。黄渠桥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为集。由于黄渠桥在当时的宁北经济比较繁荣，交通比较便利，文化比较发达，尽管是战乱时代，但赶集的人还是很多。杨一木等老师认为可以借群众赶集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抗日宣传，于是，决定办街头壁报。每逢集日的前夜，老师们就亲自编审、作画，杨一木自己书写刊头，准备第二天的壁报。他们用工整秀丽的中楷摘抄《新华日报》的文章和自己撰写的文章，再配上漫画和歌曲。壁报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形式新颖，图文并茂。每逢赶集，识字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早早来到街上看壁报，不识字的人也去看漫画，听别人念、讲壁报上的内容。

　　黄渠桥第二完小的同学们经常深入民众中去进行演出和讲演。黄渠桥附近的集镇如平罗、宝丰、惠北、石嘴山等地都留下了第二完小宣传队的足迹和歌声。这样一个小小的学校，抗日救亡活动却搞得非常活跃，在周围的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机关的注意。他们断定黄渠桥第二完小里有共产党在活动，因而对这个学校特别是杨一木等人盯得更紧。

　　1938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杨一木和李振声到“德润昌”商号买挂镜，掌柜冯存子是学生家长，他把杨老师让到里间屋喝茶。里间炕上躺着一个正在抽烟的人，是马鸿逵的便衣队长马子成。这个人1937年曾混入中共三边地委办的回民训练班学习，而杨一木正是这个班的班主任。此时，两人已相互认出。杨一木借口天色已晚，看不成货物，拉着李振声离开了“德润昌”，跑到郭英教家里躲了起来。后经惠农籍开明人士李冲和资助，杨一木、李振声于12月下旬离开宁夏，回到了定边。

　　杨一木、李振声回到定边后，宁夏工委并没有放弃黄渠桥第二完小这块阵地。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，经常骑自行车到黄渠桥，通过郭英教（此时郭已入党）等人指导第二完小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革命工作。

　　1939年底，由于胡宗南进犯延安，宁夏形势也日渐紧张，敌人对黄渠桥第二完小盯得更紧，一些进步人士经常在外避难。1940年4月，在外避难的校长雍生善动员郭英教离开宁夏奔赴陕北。5月5日，敌人以共产党嫌疑犯为由逮捕了校长雍生善、教导主任杨天伟和教员廉清、童山斗、刘振声、雷润霖等人，并重新选任了校长、教员。从此，黄渠桥第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陷于低潮。

　　责任编辑：李百军